不可抗力条款的约定方式通常有两种：一种是抽象的概括式，仅对不可抗力情形下定义，一种是在抽象概括式的基础上，再列举具体情形。例如在某些协议中，仅将不可抗力事件形容为“超出控制范围的障碍，且无法在订立合同时考虑到或避免或克服它及其带来的后果”，并未对具体的事件类型进行说明，这便是抽象的概括式。而在某项目的购电协议中，不可抗力事件被分为了三大类：政治事件（Political Event）、法律变更事件（Change in Law）与其他不可抗力事件，且详细地列举了所涵盖的各类情况，如政治事件包括战争、武装冲突、革命，也包括政治事件为诱因的工人运动等；其他不可抗力事件包括自然灾害、化学事件、传染病以及非政治事件为诱因的工人运动等。可以看出，概括式定义相较于列举具体方式在可预测性方面存在明显不足，一旦出现界限模糊的情形，便可能发生争议。

国际商事活动在讨论某情形是否构成不可抗力时，往往要求该情形不能被合理克服（could not reasonably have avoided or overcome）。有文章曾讨论过一个案例：某大豆经销商与某农场签订了若干吨大豆的销售合同, 却在大豆生长期内遭遇了历史罕见的干旱,尽管农场采取了各种措施,但仍收效甚微,结果造成农场不能履行合同, 双方因此发生纠纷。农场以合同履行期内发生不可抗力为由,要求免除不能履行合同的责任,而经销商则认为,干旱所造成的损失并非不能克服,因为大豆是种类物,农场完全可以从市场上购买替代物来交付买方以履行合同, 这是由契约必须严守所决定的[1]。旱灾发生对于经销商而言，当然是无法克服的。但是，由于大豆是种类物，则经销商从市场购买替代物完全可能。要求经销商购买替代物的行为，是履行合同所要求的合理（reasonable）方式。

在另一宗仲裁案件[2]中，原告基于欧盟一项禁令，拒绝向被告供货。仲裁庭认为尽管该项决议属于不可抗力，但原告可以将生产基地从西班牙搬至巴西，进而从巴西向被告发货，该项欧盟决议不意味着绝对的履行障碍，由此驳回了原告拒绝供货的诉求。因此，对不可抗力情形能否被合理克服的理解方式上的区别，将对申诉方的利益产生极大的影响。

[1] 刘凯湘、刘海峡：《论不可抗力》，《法学研究》2000年第6期，第112页

[2]  Granuco S.A.L. v The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,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, Award of 2009

合同中不可抗力条款通常会约定，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当及时向相对方发出通知，包括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。有的合同会具体约定需在一定时间内出具相关报告，以评估不可抗力可能造成的影响。受影响的一方按约定履行通知义务，是合同的诚实信用原则所要求的。但是，如何通知才符合合同的要求呢？履行通知义务，是否是主张不可抗力免责的前提条件？

通知义务如何履行呢？在某案件中，受影响的一方通过如下方式，获得了仲裁庭的认可：通过邮件书面告知了另一方当前出现的旱灾、该灾害将导致项目中止，并且详细描述了对项目造成的影响，因此其属于实质的通知（good notice）。

未履行通知义务，是否不得主张不可抗力条款中的相关权利呢？关于通知义务的履行，需注意以下两点：（1）主张未履行通知义务因此不得主张不可抗力的一方，对于有关情形构成不可抗力是否实际知晓；（2）若合同未约定通知义务为主张不可抗力的前提条件，即使未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履行通知义务，也不得剥夺其援引不可抗力的权利。